蜜月我们选择游京城
20世纪80年代，人们的结婚模式大多是“吃与闹”。而我们到了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”时，却不愿再重复那套传统的结婚仪式，心中满怀着对首都向往，高唱着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向北进发，开始了我们魂牵梦萦的蜜月之旅。其实80年代的旅行结婚线路大多是选择都市行。
八十年代初，人们仿佛刚刚从严冬走入早春，充满活力，但畏首畏尾。等到我们大学毕业，我已经到了26岁，当时的女友，现在的妻子也过了25岁。这个年纪，即使是号召晚婚的年月，也到了该摘苹果的时候。但是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，实在不愿再去重复人们玩腻了的结婚仪式，尤其是晚上粗俗的闹洞房。于是，我们提出“旅行结婚”。
什么叫“旅行结婚”？是一边走一边敲锣打鼓么？那得走到哪里？就到县城行不行？家里人这么和我们商量。不！我们要去北京。唱着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长大的我们，眼看就要结婚了，却还没有去过北京。毛主席纪念堂里、天安门、人民大会堂、中南海等，一直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既然那个时候北京被赋予了这么多的政治涵义，没人敢提出反对意见。1982年8月，我们刚刚毕业离开大学校园，稍作修整。就踏上了首都之旅。临行前，带着单位证明，带着大学毕业证书，带着结婚证，我们登上了京广线列车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北京，也是第一次没有任何任务出门。更让我们腰杆坚挺的是，口袋里我们装了400元钱。双方父母各给了我们200元，这原本是准备操持婚礼用的。要知道，那时候人们的月工资才30多元，这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总收入。
那时的火车缓慢而且拥挤，在车上，能找到座位已经属于万幸，至于卧铺，连想都没有想过。火车从武汉出发，过了郑州已是午夜。不到黄河不死心，我们看着列车轰轰烈烈地碾过黄河大铁桥，心中对北京的企盼反而更炽烈起来。等到次日天亮，彻夜未眠的我们走出北京车站，正好是旭日东升。明媚的阳光，轻松的心情，我们感觉这次旅行应该是很圆满的。
出门在外，头一件事就是住。那年月住宿，可不是像现在这样，有这么多的选择。在北京站的地铁口，有一个亭子间的住宿介绍所。所有想住店的人，都得在这里排队。等到轮到自己的时候，亭子里的人在介绍信上盖上图章，附上一张纸片，我们就别无选择，只得按图索骥了。
记得当时介绍的旅馆是“木犀园”，开始我还以为和木犀地是一回事，看地图大约在军事博物馆附近。可等到我们找到地方，才发觉这已经到了郊区，孤零零的一栋楼房，后面就是菜地。地点都可以忽略，关键的是这里已经没有标准间，只能分开住通铺。
新婚旅游，第一晚就分居，实在不是一个好兆头。于是，我们只好拖着行李，回到闹市区，想碰一碰运气。我们不相信，偌大个首都，居然就找不到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。
应该佩服那个时代的组织指挥能力，在我们自己寻找旅馆的过程中，对方首先要求的就是出示住宿介绍处的条子，没有条子免谈。此时，我们才明白那个亭子间在我们的介绍信上扣章的用意，如果不住所介绍的旅店，那也不能再被介绍了，一张介绍信只能使用一次。
找不着大店咱找小店，在前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，我们找到了一家浴池旅社，条件很简陋，价钱才每晚1元钱，但还是要求男女分开住通铺。疲惫不堪的我们曾经想算了，反正白天都在外面，不在乎晚上是不是住在一起。可是，新婚的妻子不愿意，觉得旅行结婚，应该有个好兆头，一开始就分居，那还有团聚的日子么？确实，我当时大学毕业回到河南的部队营地，她则分配到湖北一个县城教书，两地相距几千里，分别团聚成了我们的家常菜。旅行结婚还要分开，实在是不近人情。我们发誓，一定要找一个单间，多少钱都不在乎。
经人指点，我们乘坐了半小时的地铁，到了尽头的苹果园站，终于住进了一家旅馆。一个三人间，我们一人一张床还有剩余，每晚要5元。此时的我们，对首都的向往和热情已经大为削减，觉得花了5元，不多躺一会太亏了。再说，大半天找住处，最后还是找到了郊区，昏昏沉沉，一觉睡到傍晚，我们才觉得应该出去走走才对，要不，怎么叫旅游哇。好在地铁也算一景，半小时地下运动，我们从前门车站走出来，天安门广场刚刚华灯初上。漫步在祖国的心脏，白天的劳累和不快，此时一扫而光。买来一张地图，我们决定，北京的旅游就从天安门广场铺开。这里，从小学的识字课本里，就图文并茂地介绍，等到咱要结婚了，才轮到亲眼看一回，实在是机会难得，得好好珍惜。
次日，我们从广场开始，仅仅是周围，就足足花了一天。那时候，游览人民大会堂只需要两角钱门票，纪念碑也是敞开上的，升旗只有3个战士出来，远没有现在这么铺张。遗憾的就是毛主席纪念堂，既不卖票，又要凭票瞻仰，使得我们排了半天队，和人吵了一架，还是没有进去。有人再指点，到中南海后门，凭着军人通行证，可以领取瞻仰门票，我们去了，等了半天，还是未能如愿，直到旅行结束，还带着深深的遗憾。
走进天安门，几乎带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。走进之后，我们才知道后面还有端门和午门，规模和前面的天安门一样恢弘。那时候，电视没有现在这么普及，除了露天电影前加映的“新闻简报”，我们就很难接触到形象的时事画面了。不过，那时候旅游还没有现在这般普及，故宫里的人流不多，太和殿大门是敞开的，进殿去，只见高高的御座上摆着金黄色的龙椅，颜色有些发暗，近得可以触摸，旁边还没有人看着。刚刚被容许可以祖国大地随便走的人们，循规蹈矩，鱼贯而入，鱼贯而出，很少有人逗留。
从天安门走到神武门，故宫的节目就算结束了。背后的景山，我们特意留心了明朝崇祯皇帝上吊的那棵槐树。可惜，“文革”中，红卫兵锯掉了那棵封资修的古树，后来补种的一棵，才刚刚抽枝，柔弱得连一只猫都挂不住，效果大打折扣。
我们像两个辛勤的农人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以天安门为起点，将可以游览的景点都跑了个遍。那年月，票子似乎特别经花，每天抽出10元，基本上是连玩带吃，门票还有车票，都可以搞定。在记忆中，景点里不像后来有这么多的园中园，买了一次票还得买一次票。门票 5角就算贵了，一般是5分，最多才一角。
北京烤鸭闻名遐迩，当初周恩来总理曾经用它宴请过基辛格，这次到了北京，总得尝一下烤鸭。哪知，我们在前门烤鸭店，看到了长长的队伍。还好，窗口可以外卖，每只10元，不需要排队。图个简单省事，我们买了一只，带回住地，准备好好尝一尝这北京名吃。
心仪已久的烤鸭吃到嘴里，居然无滋无味。没法，只好蘸着酱油，将就着下饭。一边吃还一边纳闷，这东西不过如此，怎么这么多人都觉得好吃呢？事后许多年后，我们才知道，吃北京烤鸭还要有甜面酱、薄饼、大葱等，吃之前还得现场削成若干片，每片都要带焦皮。可惜，那只寡淡无味的烤鸭，几乎是被我们愁眉苦脸地吃下去的。如果不是农家子弟珍惜食物的习惯，早就给扔一边了。多少年后，我们带着儿子再度进京，坐在设施近乎于豪华的全聚德大店里，美美地吃了一顿正宗烤鸭，尽管那时烤鸭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了每只108元。
既然是旅游，就得照相。那年月，几乎每一个景点都有流动照相人员。现场留下一个信封，等你回家的时候，照片就寄回去了。我们因为是旅行结婚，总得要盛重一点。临走从朋友那儿借来一架武汉产的120双镜头照相机，那时才刚刚兴起彩色概念，自然是黑白胶卷。于是，在北海，在颐和园，在天坛等地，走哪都是互相照，再找个人照个合影。记得一个120黑白胶卷要3元多钱，冲印每张需要两角钱，这在当时的消费水平无疑很昂贵。自恃在大学里学过新闻摄影，冲卷带洗印，都自己摸索着干了。这样，我们一路走过，胶卷带回来了一大包。
回到家里，首要任务是冲照片。买回化学药品、显影液、定影液……因陋就简，我居然把旅途中的照片给冲洗出来了。放大机很贵，借不到也舍不得买，所以留下的纪念都是统一大小的 120相片。好在咱当时学以致用，知道黑白照片退色主要原因是洗印后清水浸泡的时间不长，因此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沧桑，照片还是黑白分明。
我们在人们刚刚触摸“旅行结婚”概念的时候，赶了一下时髦。不过也留下了一些遗憾。至今，眼看着都快要娶儿媳的老婆，还对自己这一辈子没有穿婚纱耿耿于怀，觉得当时被我带着去了一趟北京，就完成了这件号称“终身大事”的结婚过程，似乎有点亏了。但是，联想起周围人都缠着我们，讲北京之行的种种故事，又觉得这个抉择不错。也许是这次旅行养成了习惯，后来，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外出旅行度假，一家三口，去过北戴河，去过承德，去过三峡，去过张家界，去过“丝绸之路”和敦煌，去过云南等。人在旅途，虽然辛苦，但确实是一种幸福。